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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掉双腿的舞蹈教师廖智穿上义肢我相同心爱

2019-11-06 11:45:54

《鼓舞》舞者廖智 在汶川地震中失去双腿的舞蹈老师。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

不管搬到哪里,廖智都要带着这些布娃娃。资料图片/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

从暗处一步步走向舞台,廖智身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红色高跟鞋。

细长的高跟踩在地板上,发出“哒哒”的声响。鞋上是一小块硅胶材质的、做成肤色的脚背,脚背往上是两个黑色球状的“脚踝”,“脚踝”上有两根银色的、像棍子一样的连接管,组成了廖智的“小腿”;再向上,是两段金色的、腿型的接受腔,它们就像膝盖,把廖智肉体的大腿和人工的“小腿”连在一起。

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,廖智失去了自己的两条小腿。当时,这个年仅23岁的姑娘被埋在废墟下26小时,一条钢筋从她的右脚穿过,一直延伸到小腿。被人从废墟下“拽”出来后,她签署了自己的截肢手术同意书,之后,便是漫长的与义肢相伴的日子。

穿红色高跟鞋时搭配的那双义肢,是廖智最常用的,她更喜欢把它们叫做“我的腿”。

“走在路上,经常有人喜欢多看我两眼,我相信他们是因为我这双独特的腿。但我更愿意相信,他们觉得我非常特别和可爱。”廖智嘴角上翘,眼睛弯成月牙的形状,脸上挂着一个甜甜的笑。

与众不同的“腿”

“在我的生命中,差不多有七八双‘腿’。”11月1日,在北京大望路附近的一处公寓里,廖智又一次拿自己的义肢开起了玩笑。阳光从窗口洒进来,廖智站在窗台边,整个人被一层金色的光芒笼罩着。光芒下,她穿着那双搭配红色高跟鞋里的“腿”。

之所以对这双“腿”青睐有加,是因为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受力均匀,大部分义肢的假脚与连接管呈相互垂直状态。但这双义肢是廖智的丈夫查尔斯为她量身定做的,查尔斯是义肢技师,这双义肢可以在黑色球状脚踝处调出一个倾斜的角度:正好可以把假脚放进高跟鞋里。

廖智还有很多其他的“腿”:一双是美院学生送的,上面有凤凰样式的雕花,“像一件艺术品”;一双的接受腔是白色的,廖智经常穿着它搭配短裤;一双的连接管被做成了“刀锋战士”一样的J形,底部微微弯曲,有弹性,廖智会穿着它出去跑步;还有一双义肢在真腿和假腿的连接处不能固定,一次跳舞时,它像暗器一样被甩进了观众席……

那之后的义肢经过定制、改良,不会再出现跳着舞就“飞出去”的情况。医生问廖智还有什么要求时,她夹带了私货,“我跟医生说,你帮我调一下,我想长到一米六。”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1.58米的廖智对自己的身高耿耿于怀,这种感觉在不能报考舞蹈学院时达到了顶峰:舞蹈学院的招生要求是身高一米六。“之所以没‘长’到更高,是因为我还蛮享受自己小鸟依人的样子的,而且你还要给自己留一个穿高跟鞋的空间。”廖智笑了笑。

在国内,许多穿戴义肢的人会用塑料泡沫把金属连接管包裹起来,外面再加上一层肤色的外壳,这样的义肢更像人腿。但廖智不会,她喜欢连接管裸露在外面的感觉,因为这样“看起来很酷”。

每次去幼儿园接女儿,廖智都会因为自己的“腿”被小朋友围观。“他们每次都说‘那个机器人阿姨又来了’,还有的小朋友会问‘阿姨,你怎么又换腿了?’”每到这样一个时间段,廖智的小女儿就会一把抱住妈妈的义肢,“这是我妈妈的腿,你去找你妈妈的腿。”

有时候,义肢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“方便”。2013年4月四川雅安地震后,廖智和志愿者们到震区救灾。为了节省空间,大家挤在一辆汽车里,后排坐了4个人。廖智最后一个上车,上半身刚进去,腿就没地方放了。她把义肢取下来,往肩膀上一扛,车就这么开走了。

重新走路

廖智在11年前的那场地震中,失去了自己的腿。安装义肢后,她第一次重新走路,源于一场“意外”。

2008年7月,做完第二次截肢手术之后,廖智装上了义肢。在妈妈的想象中,女儿应该装上义肢就能走路,至少能走几步。可大多数时候,廖智只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,“最多的一次走了三步”。

为了让妈妈安心,廖智在朋友的帮助下,趁着妈妈午休时练习走路。她的目标不大,走六步,两小时后成功了。回到病房时,她说妈,我可以自己走路了,不信我走给你看。妈妈却忽然跑出了病房,回来时,整个三楼的病人、家属都来了。

医院的三楼是骨科,住的都是地震后做了截肢手术的人,但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走路。廖智的妈妈跑出去,敲开了所有病房的门,告诉他们:“廖智可以走路了,快来看我们廖智走路!”

站在走廊里,廖智心想:完了,六步肯定交不了差,他们大概已经做好我能跑能跳的心理准备了。她硬着头皮迈出了第一步、第二步……最终,她也不清楚自己走了多久。

自此之后,廖智经常在医院里扶着轮椅走来走去,大家都以为她走得很好。但只有她自己知道,她是把大部分力量转移到了手臂上,只有扶着东西才能走:真正不靠外力的行走,只有在走廊上被围观的那一次。

出院后,无需再被围观的廖智泄气了,彻底放弃了用义肢走路,每天坐在轮椅上。有一次,她一个人在家,忽然想上厕所,实在没办法了才自己下床。她跪在地上往前爬,在客厅沙发背后摸到了许久不用的义肢。

穿上两条“腿”,廖智跌跌撞撞地往洗手间走,却踩在了没擦净水渍的地板上。左腿刚迈进去,人一下就摔倒了,摔晕了。她不知过了多久才在厕所里醒来,头发散到了坐便器里。

廖智扶着洗手台慢慢站起来,正要往外走时忽然看到镜子里的自己。那是一张狼狈的脸,头发湿淋淋的,衣服湿透了,左边的额头上鼓起一个大包,眼睑肿得像个包子。

她开始思考义肢的好处:穿义肢就有更大的活动空间,更自由;可以穿很多好看的衣服,更美;而且轮椅坐久了,腰会变粗,整个人会变胖,穿义肢可以维持良好的身体状态。

那晚之后,廖智锁上门,开始在自己的房间里练习走路,一手扶着穿衣镜,一首扶着门把手。将近一个月后,门把手松了,穿衣镜的底座快要断了。

有一天,家里厨房的水烧开了,发出刺耳的声音,但一直没人管。廖智从房间里走出来,到厨房拎起水壶走到另一个房间,把开水倒进了热水瓶。做完这一系列的动作,她抬起头,看到了爸爸通红的眼睛,妈妈则从房间里跑出来,“快点快点,再把水壶拿起来,再倒一次热水看看。”

“你们的腿有名字吗?”

2009年年底,廖智被灾区的一所学校邀请,去探望地震后和她一样做过截肢手术的孩子。

廖智发现,这些孩子总是穿长裤,害怕被人看到自己的义肢,而且不愿坐轮椅。有时东西就掉在眼前,他们也不愿站起来捡拾,要等老师或志愿者帮忙。

廖智不想让孩子们这样生活下去,一天下课后,她摘下了自己的义肢,一手举着一条“腿”:“你们知道吗?我的两条腿都有名字,左腿叫大象,右腿叫粽子,你们看像不像?你们的腿有名字吗?”

孩子们愣住了,但很快笑成一片,兴奋地讨论着要给义肢起名字。从那天起,他们对义肢的态度发生了改变。

第二天,廖智带着轮椅来到学校,她的目标是让孩子们接受轮椅。

以往上课时,中间会有休息时间,但那一次,廖智站着讲了一小时,孩子们也站着听了一小时。她还让人撤走了教室里的凳子,直到下课,才请朋友推进来几把轮椅。

站累了的女孩子们,先坐到了轮椅上。男孩子们看了看彼此,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廖智假装没看见,带着轮椅上的孩子们做起了游戏,开火车、接龙、旋转,孩子们越玩越开心。男孩子们这才渐渐坐上轮椅,加入了游戏的队伍。廖智说,他们忽然发现,坐轮椅不是一件羞耻的事,很正常,“而且坐在轮椅上,照样可以很快乐。”

“一个健全的人去给孩子们做心理辅导,人家会觉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,但廖智不一样。”廖智的朋友任虹霖说,廖智是在用行动告诉那些肢体残障的人士,我们的条件是一样的,我能做到的事,你也能做到。

为了给孩子们做示范,廖智有时也会做一些“极端”的事。

一次,她坐在轮椅上,把讲台上的一个东西扔了出去,然后从轮椅上爬下去,慢慢爬到东西跟前,把它捡了回来。孩子们没说话,就那么静静地看着,但自那之后,再有东西掉在地上,他们会自己捡起来。

一年多过去了,孩子们渐渐正视、接受了自己的身体和现实,性格也慢慢变得开朗。一天,廖智站在操场上,听到一个做过截肢手术的孩子冲着另一个孩子喊:别跑,再跑我一腿给你飞过来!然后一条“腿”从她眼前飞了过去。一个身手矫健的女孩跑过来,从地上捡起那条“腿”,又跑到了操场另一边还给了那个孩子,“把你的腿还给你,赶紧装上,咱们一起玩去。”

站起来,走出去

廖智知道,当孩子们愿意接受自己时,他们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他们会在街头看到别人异样的目光。但更可能的是,他们根本不会走上街头。

廖智接触过一个家长,因为孩子是聋哑人,家长从不带他出门。还有一位妈妈,孩子听力没问题,只是天生没有耳廓,妈妈无法接受这个事情,甚至说过“恨不得从来没生过他”。

“这些家长有很强的病耻感,为什么别人的孩子都健健康康的,只有我的孩子这样?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件很丢脸的事。”廖智说。但这个群体人数不少,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统计,中国的残障人士至少有8500万。

当大部分残障人士不愿出门时,出门的那些就可能被当做异类。

一次,廖智坐着轮椅在机场候机,一个外国人一直盯着她看。廖智看回去时,对方就转过头,假装看报纸,但余光依然在她身上。廖智站起来,推着轮椅走过去,在他身边坐下来。趁他不注意,廖智忽然伸手把右腿取了下来,扛着腿看着对方。“他整个人一下子就被吓到了,脸瞬间就红了。”廖智哈哈大笑,对方也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即便没有恶意,许多健全人也不知道如何与残障人士相处。

廖智的朋友文壹阳记得,第一次和廖智见面时她穿了一条短裤。文壹阳之前和她在网上有过交流,了解她的故事,对她的腿很好奇。但他不敢看她的腿甚至身体,只能趁低头拿手机时偷偷“瞄两眼”。“我很尊敬她,不想伤害她,但我不知道是看她(的腿)比较好,还是不看比较好。”

在地震之前,廖智从来就没在生活中见过穿戴假肢的人;现在,廖智想鼓励更多的残障人士走出家门:“走出去,被人看到了,才会处理问题。”在她看来,很多时候,大家对残障人士缺乏了解,就是因为在生活中根本没有接触过这类人:见不到,更不要说相处之道了。

廖智到美国换义肢时发现,那里没人把义肢和身体残障当回事,义肢上的金属都是露在外面的,穿着义肢的人还可以当模特参加时装秀。“这就跟戴眼镜一样,我相信第一个戴眼镜的人也受到过很多注视,但现在大家都觉得很正常,没人因为你戴眼镜多看两眼。”

2013年从美国回来后,廖智和查尔斯组织了多次残障人士聚会,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工作、生活中的趣事和烦恼,再一起尝试着处理问题。他们想到的方法,是在国内推广残障人和健全人的“共融”理念,比如在网上帮助残障人士创业、举办由残障人士主导的时装秀等,这些活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残障人士找到自身价值。

“发现别人的价值和找到自己的价值,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”廖智说,“我不觉得这是在帮助别人,没有人是一个人是一座孤岛,我也是在帮助自己。”

【同题问答】

新京报:这一路上,一直陪伴你的东西是什么?

廖智:我觉得是爱。不管是地震后父母对我的爱,还是后来遇到了对我影响特别大的老师和老公,是他们的爱给了我莫大的鼓励。他们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。

新京报:未来的道路,你期望是怎样的?

廖智:这是一个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,人们会遇到很多和自己不一样的人,怎么在这个极速改变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价值、欣赏别人的价值?这是很重要的事。

【同行者说】

文壹阳(廖智朋友,影视制片人):

廖智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。

有一次,我跟她去拍一个视频,早上4点就从家里出发了。那个视频要求她要一直迎着朝霞跑,当时已经是早上六七点了,她跑了很多次,满头满脸都是汗,但是视频还是没拍好。她跑步穿的假肢像“刀锋战士”一样,下面是弧形的,所以她不能站着,只能一直跑或者在原地蹦。当时拍视频的时间已经很长了,她很累,现场也没有轮椅可以让她坐着休息一下。

我很生气,问导演还要多久才能拍好?廖智听到了却说:“我OK的,我还可以跑。”

日常工作时,她的执行力和配合度都非常高。上一次,我们准备带她的小孩一起出去玩,想要做个策划。在群里讨论之后,刚刚反应过来要把讨论的东西形成一个文字版,她就把这些东西总结出来了,这个工作其实不应该由她去做。我一直感觉廖智挺厉害的。我们刚认识不久、还不太熟的时候,大家每次跟她谈完事情,都想帮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,比如开门、按电梯之类的。但时间久了,大家熟一些了,她就会说:“你们不用这样,不用刻意帮我做什么。”

还有一点,她真的长得好好看,第一次见面的时候,全程就只注意看她的脸了。而且她还有很多很好看的衣服,每次一起开会都穿得很漂亮,衣服都不会重复。

A特20-A特21版采写/新京报记者 李桂